我一直觉得,我们公司茶水间是个神奇的地方。说它神奇,不是因为那台时好时坏的咖啡机,也不是因为冰箱里总有人偷喝别人的酸奶——而是因为,在这里你能听到的故事,比八点档电视剧还要精彩。
那天下午三点,我端着杯子去接水,就撞见了李姐在窗边抹眼泪。
“怎么了这是?”我把纸巾递过去。
李姐接过纸巾,却没擦眼泪,只是捏在手里揉成一团。她的声音压得很低,低得我几乎要凑近了才能听清:“我家老陈,昨天半夜出去了。”
“加班?”
“要是加班就好了。”李姐苦笑一下,那笑容比哭还难看,“他说家里闷,要出去透透气。我说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,咱俩就离婚——你猜怎么着?他真出去了,不过是趴着出去的,爬出去的!”
我愣了一下,没忍住,“噗嗤”笑出了声。
李姐瞪我一眼,自己也绷不住了,边哭边笑:“你是没看见那个样子!一米八的大男人,趴在地上像条大虫子,一点一点从门缝里挪出去……我气得呀,把拖鞋扔他背上了!”
茶水间的门这时候被推开了。林婉端着保温杯走进来,看见李姐红着眼睛,脚步顿了顿。她的目光在我和李姐之间转了转,然后安静地走到饮水机前接水。热水注入杯子的声音,在突然安静下来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林婉是我们部门的老员工,四十三岁,未婚。她总是穿着素色的衬衫和长裙,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一个髻,露出白皙的脖颈。说话声音温柔,做事细致,是我们部门出了名的“温柔姐姐”。可不知道为什么,她身上总有种说不出的距离感——不是高傲,而是一种……怎么说呢,就像她周围有一圈透明的玻璃罩,你能看见她,却碰不到她。
“林姐。”李姐吸了吸鼻子,“你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?结婚前把你当宝,结婚后把你当草。”
林婉转过身,靠在料理台边。午后的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,给她整个人镶了层毛茸茸的金边。她笑了笑,那笑容很浅,像蜻蜓点水:“也不全是。分人。”
“那你怎么不结婚?”李姐问得直接。
空气凝固了几秒。我尴尬得想找条地缝钻进去,林婉却只是轻轻晃了晃杯子里的枸杞:“遇不到合适的。”
她说这话时,眼神飘向窗外。公司楼下是一条种满梧桐树的街道,秋天叶子黄了,风一吹,哗啦啦落一地。她的眼神穿过那些叶子,看向很远的地方,远到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。
那天下班前,我在电梯里又遇见了林婉。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,空气安静得能听见机械运转的嗡嗡声。我盯着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,脑子里却一直回放着李姐说的那句“趴着出门”。正胡思乱想,林婉突然开口:
“其实李姐挺幸福的。”
我诧异地转头看她。
她依然看着电梯门上的倒影,声音轻轻的:“老陈宁愿爬出去,也不跟她硬碰硬。这是爱到骨子里了,才会这样放下身段。”
电梯“叮”一声到了一楼。门开之前,林婉又说了一句,像自言自语:“怕失去的人,才会这么小心翼翼。”
我后来仔细琢磨这句话,觉得林婉说的不只是李姐和老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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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。
老家在离城七十公里的镇上,开车一个半小时。这几年镇子变化大,修了柏油路,盖了新房子,但我家那条巷子还是老样子——青石板路,两旁是老式的两层小楼,家家户户门口种着花草。我家门口那棵栀子花是母亲生前种的,年年开得白花花一片,香得能飘半条街。
“颖子回来啦!”隔壁春芳婶正坐在门口择豆角,看见我,眼睛笑成两条缝,“快过来,婶刚炸了春卷。”
春芳婶是我妈的闺蜜,从小看着我长大。我端着碗,蹲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吃春卷,听她絮絮叨叨讲巷子里的事:谁家儿子考上公务员了,谁家女儿嫁到省城了,谁家老两口吵架把电视机都砸了……
“对了,你记得周家那个老三不?”春芳婶突然压低声音。
“周建平?记得啊。”我咽下最后一口春卷,“他不是在广东打工吗?”
“回来啦!”春芳婶凑近些,豆角也不择了,“回来三个月了,天天往镇东头跑,追那个开裁缝店的林师傅。”
我愣了一下:“哪个林师傅?”
“就那个,林婉啊!你不记得了?比你大几岁,小时候还帮你补过裙子呢。”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。林婉?我们公司的林婉?
“等等……林婉姐不是在城里工作吗?什么时候回镇上开裁缝店了?”
“哎哟,你说的是另一个林婉吧?”春芳婶摆摆手,“这个是咱们镇上的林师傅,也姓林,单名一个婉字。四十三了,一直没嫁人。在镇东头开了个裁缝店,手艺好得很,做旗袍那是一绝。”
我松了口气,却又觉得这巧合也太巧了——同名同姓,年龄也差不多。
“周建平追她?”我忍不住笑,“他多大来着?三十六?那比林师傅小七岁呢。”
“谁说不是!”春芳婶一拍大腿,“可这周老三魔怔了似的。上个月托我去说媒,我去了,人家林师傅客客气气请我喝茶,然后说:‘春芳姐,你回去告诉建平,我今年四十八了,比他大一轮还多,不合适。’”
“四十八?”我愣住了,“你不是说她四十三吗?”
“她骗人的!”春芳婶声音又压低几度,“她户口本上我见过,就是四十三。这是故意说大几岁,想让周老三知难而退呢。”
“那周建平怎么说?”
“嘿,你猜怎么着?”春芳婶眼睛瞪得圆圆的,“周老三说:‘我不介意,我就喜欢姐姐,会疼人。’”
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。
春芳婶继续说:“这还不是最绝的。周老三前天干了件大事——他给林师傅转了十万块钱!”
“什么?!”我彻底惊了,“十万?彩礼?”
“说是彩礼也行,说是诚意金也行。”春芳婶摇摇头,“他以为钱一转,这事就定了。结果你猜林师傅怎么着?钱收了——别急,听我说完——收了,但是第二天就去银行取了现金,装在一个布包里,亲自送到周家,当着周家老两口的面还回去了。说:‘这钱我不能要,我要的是人,不是钱。’”
我倒吸一口凉气: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周家老两口感动得呀,直夸这姑娘正派。周老三更来劲了,觉得林师傅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,非她不娶。”春芳婶叹了口气,“可林师傅那边呢,还是不松口。这两天周老三又出幺蛾子了,说要带林师傅去领证。林师傅说户口本丢了。”
“真丢了还是假丢了?”
“你说呢?”春芳婶看着我,“早不丢晚不丢,偏偏这时候丢?明摆着是不想领证嘛。周老三现在急得团团转,昨天还跑去派出所问能不能用户籍证明代替,民警把他骂了一顿。”
我听着听着,突然觉得这个故事有点熟悉。好像在哪里听过类似的——对了,前几天在手机上刷到过一个新闻,也是三十六岁男子追四十三岁女子,女子谎称自己四十八……
世界真小。不对,是人性真相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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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一上班,我再看林婉,心情有点复杂。
部门例会结束后,大家收拾东西往外走。林婉走在最后,手里抱着一叠文件。我故意放慢脚步,等她一起。
“林姐,周末回老家了吗?”我试探着问。
她侧头看我一眼,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,随即又恢复平静:“回了。怎么突然问这个?”
“我也回了。”我笑了笑,“我家在青石镇,听说镇东头有个裁缝师傅,也姓林,手艺特别好。”
林婉的脚步顿了一下。就那么一下,如果不是我刻意留意,几乎察觉不到。然后她继续往前走,声音依然温柔:“是吗?那挺巧的。”
她没承认,也没否认。
电梯来了,我们走进去。这次电梯里人很多,我和她被挤到角落。透过人群的缝隙,我看见电梯壁上映出她的侧脸——平静,淡然,但眉头微微蹙着,像在为什么事烦心。
“林姐。”我小声说,“如果有个人特别执着地追你,你会怎么办?”
她转头看我,眼睛在电梯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深邃:“那要看我喜不喜欢他。”
“如果……没那么喜欢呢?”
“那就说清楚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却很坚定,“含糊不清才是最大的伤害。”
电梯到了。人群涌出去,她也跟着往外走。走了两步,突然回头对我说:“田颖,有些事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人心里都有座山,旁人只看见山的高度,却不知道山里埋着什么。”
那天下午,我在公司楼下便利店买咖啡,遇见了周建平。
我一开始没认出他。是一个穿着工装裤、皮肤黝黑的男人,在柜台前问收银员有没有创可贴。他左手虎口处有道新鲜的口子,还在渗血。
“你怎么又受伤了?”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,显然认识他,一边翻找创可贴一边说,“周哥,你这几天怎么老是受伤?”
“没事,干活不小心。”男人咧嘴笑,露出一口白牙。
我付了钱准备走,听见那姑娘又说:“周哥,听说你要结婚了?恭喜啊!”
男人的笑容僵了一下:“还……还没定呢。”
“不是都说好了吗?彩礼都给了。”
“她……她把钱还回来了。”男人的声音低下去,“说户口本丢了,领不了证。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声,猛地转头仔细看他——浓眉,单眼皮,鼻梁高,嘴唇厚实,是那种很典型的南方男人的长相。穿着普通,但收拾得干净。手上除了新伤口,还有很多老茧,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。
周建平。一定是他。
他拿着创可贴走出便利店,蹲在门口的花坛边,笨拙地撕包装。一只手受伤,另一只手也不灵便,撕了好几次都没撕开。我看着他那副狼狈样子,突然有点心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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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来吧。”我走过去,拿过他手里的创可贴。
他愣了一下,抬头看我:“谢谢啊。”
我帮他贴上创可贴。他憨厚地笑:“你也是这栋楼的?以前没见过。”
“我在十七楼。”我说,“你……在追林婉姐?”
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,眼神变得警惕:“你认识她?”
“我们一个部门的。”
“真的?”他猛地站起来,动作太急,差点撞到我,“那……那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?我是真心的!我真的不介意她比我大,我真的喜欢她!”
他的眼神太热烈,太急切,看得我有些慌。我后退一步:“感情的事,外人怎么劝……”
“我不是要你们劝她嫁给我。”周建平急急地说,“我是想请你们帮我问问,我到底哪里不好?她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我?我改,我什么都愿意改!”
他说话的时候,手一直在发抖。不是紧张的那种抖,而是像生了病一样,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。
“你的手……”我指了指。
他赶紧把手背到身后,眼神躲闪:“没事,老毛病了。”
我们沉默地对峙了几秒。便利店门口人来人往,有个外卖小哥急匆匆跑过,差点撞倒周建平。他踉跄了一下,我下意识伸手扶他,触到他手臂的瞬间,感觉到那层工装布料下,手臂瘦得惊人。
“你……”我张了张嘴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我没事。”他挣脱我的手,往后退了两步,“谢谢你帮我贴创可贴。那个……如果你见到林婉,麻烦你跟她说,我在老地方等她。等到她来为止。”
他说完就转身走了,背影在秋日的阳光下,显得有些佝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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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把遇见周建平的事告诉林婉。
但那天之后,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她。我发现她每天下班后并不直接回家,而是先去一趟城南的农贸市场。我偷偷跟过一次,看见她在一个鱼摊前停留很久,买最新鲜的鲫鱼,又去中药铺配了几味药材。
她拎着这些东西,坐公交车去了城西的一个老小区。我跟到小区门口,没敢再进去。那个小区我很熟悉——我姑姑就住在里面,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房子,住的多数是老人和外来务工人员。
隔了两天,我在公司茶水间“偶然”提起:“林姐,你住城西那边吧?我昨天路过,看见好像有房子在出租。”
林婉正在泡茶,热水冲进茶杯,氤氲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脸:“嗯,我不住那边。是……一个朋友住那里。”
“朋友?”我装作随口问,“生病了吗?看你最近总买鱼和药材。”
她的手抖了一下,几滴热水溅到手上,瞬间红了一小片。但她好像没感觉到疼,只是盯着茶杯里上下浮沉的茶叶,很久才说:“嗯,病了。”
“严重吗?”
“……挺严重的。”
我还想问什么,她已经端着茶杯走了。走到门口时,背对着我说了一句:“田颖,有些事,不知道比知道好。”
那天下班后,鬼使神差地,我又去了城西那个小区。这次我直接去了我姑姑家。
“哟,颖子怎么来了?”姑姑很高兴,拉着我进屋,“吃饭了没?姑刚炖了汤。”
我跟姑姑闲聊了一会儿,装作不经意地问:“姑,咱们这栋楼有没有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?长头发,挺瘦的,皮肤很白。”
姑姑想了想:“你说的是三单元的小林吧?她是住这儿,租的203。怎么了?”
“没事,就问问。”我心跳有点快,“她一个人住?”
“本来是一个人,最近好像有个男人经常来照顾她。”姑姑压低声音,“也不知道是她什么人,看着比她年轻。那男人身体好像不太好,有几次我看见他蹲在楼道里咳嗽,咳得撕心裂肺的。”
我脑子里迅速闪过周建平那张黝黑的脸,和他微微颤抖的手。
“那男人……长什么样?”
“浓眉,单眼皮,个子挺高,就是太瘦了。”姑姑说,“哦对了,他左手虎口有道疤,新的。”
从姑姑家出来,我在三单元楼下站了很久。二楼203的窗户亮着灯,淡黄色的光透过旧窗帘透出来。我抬头看着那扇窗,想象着里面的情景——林婉在照顾生病的周建平?可他们明明还没有在一起,她甚至不肯接受他的追求。
这到底是什么关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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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最后一天,公司团建,去郊区的一个农庄烧烤。深秋的山里,枫叶红得像火,大家玩得很嗨。林婉也来了,穿着米白色的毛衣和深蓝色长裙,坐在烧烤架旁安静地烤玉米。火光映着她的脸,忽明忽暗。
几个年轻同事闹着要喝酒,搬来一箱啤酒。林婉摆摆手说不喝,但架不住大家劝,最后也接了一罐。她喝酒的样子很斯文,小口小口地抿,一罐啤酒喝了一个多小时才喝完。
可就是这一罐啤酒,让她醉了。
是真的醉了。我从来没见过林婉这个样子——她靠在椅背上,眼睛半闭着,脸颊绯红。有人跟她说话,她只是笑,不说话。那笑容和平时不一样,是那种卸下所有防备的、有点傻气的笑。
“林姐醉了。”我对李姐说,“要不要送她回去?”
“再等等吧,让她醒醒酒。”李姐说,“醉了也好,她平时绷得太紧了。”
大家都散了,三三两两去爬山、拍照。烧烤区只剩下我和醉了的林婉,还有两个收拾残局的同事。山风吹过来,带着枯草和泥土的气息。林婉突然睁开眼睛,直直地看着我:
“田颖,你谈过恋爱吗?”
我愣了一下:“谈过。”
“被人很用力地爱过吗?”
“……算有吧。”
她笑了,笑着笑着,眼泪就流下来了:“我没有。从来没有。”
我慌了,赶紧找纸巾。她却摆摆手,自己用袖子擦掉眼泪,动作笨拙得像个孩子:“我今年四十三岁了,田颖。四十三岁,没结过婚,没生过孩子。别人都说我眼光高,说我挑剔,其实不是的。”
她停顿了很久,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。山风更大了,吹得烧烤架的炭火明明灭灭。
“二十岁那年,我爱过一个人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被风吹得断断续续,“他家穷,我家也穷。我爸妈不同意,说他给不了我好的生活。我不听,非要跟他好。后来……后来他走了,去南方打工,说挣了钱就回来娶我。”
“他回来了吗?”
“回来了。”林婉闭上眼睛,“三年后回来了,开着轿车,穿着西装。他来找我,说要带我走。可那时候,我爸病了,癌症晚期。我妈哭着求我别走,说爸爸没几天了,想看着我结婚。”
“那你……”
“我没走。”林婉的声音开始发抖,“我跟他说,你等我,等爸爸走了,我就去找你。他说好,他等我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爸爸走了,我给他打电话,打不通。我去他留给我的地址找他,那个地址是假的。”林婉睁开眼睛,眼神空洞地看着远处的山,“我等了他一年,两年,五年……等到三十岁,我死心了。别人给我介绍对象,我去见,可是怎么看都不对。不是长相不对,是感觉不对。心跳不会加速,手心不会出汗,见完了也不会想他。”
她转过头看我,眼睛红红的:“田颖,你说我是不是有病?是不是二十岁那年把所有的感情都用完了,所以后来再也爱不起来了?”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她自顾自地说下去:“然后周建平出现了。他太像那个人了——不是长得像,是那种傻劲儿像。认准一件事,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他追我,天天往我店里跑,帮我搬东西,修灯泡,下雨天给我送伞。我说我比他大七岁,他说他不介意。我说我四十八了,他说四十八他也喜欢。”
“所以你就……”我试探着问。
“所以我怕了。”林婉说,“我真的怕了。我不是怕他骗我,我是怕我骗他。我怕我接受他,不是因为我爱他,而是因为……因为我太孤单了,太想有个人陪了。这对他不公平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拒绝?”
“我拒绝了。”林婉苦笑,“拒绝了无数次。可他就像块牛皮糖,甩不掉。后来……后来我发现他生病了。不是小病,是肺癌,中期。他谁都没告诉,连他爸妈都不知道。他是孤儿,爸妈早就不在了,说的‘爸妈’其实是养父母。他怕他们担心,一直瞒着。”
我的呼吸一滞。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“他晕倒在我店里。”林婉说,“我送他去医院,医生把我当成家属,把所有情况都跟我说了。他醒来后求我别告诉别人,说他自己能处理。可他怎么处理?化疗要钱,手术要钱,他打工攒的那点钱,连个零头都不够。”
“所以那十万块钱……”
“是他所有的积蓄。”林婉的声音哽咽了,“他非要转给我,说就当是彩礼,说万一他死了,这笔钱留给我,算是对我的补偿。我收了,是因为我知道,如果我不收,他会更绝望。可我第二天就去取出来还给他了,当着他养父母的面。我说我不要钱,我要人。我要他好好治病,好好活着。”
风越来越大,吹得树林哗哗作响。林婉的头发被吹乱了,几缕发丝贴在脸上,她也不去拨。
“他现在住在我租的房子里,我在照顾他。医生说手术还有希望,但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。他不想治,说钱花了人也没了,不如把钱留给我。我骂他,骂他懦夫,骂他不负责任。我说周建平你要是敢死,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”
她说到这里,终于忍不住,哭出声来。不是那种嚎啕大哭,而是压抑的、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,像受伤的小兽。
“我骗他说户口本丢了,不跟他领证。不是因为我不想嫁,是因为……因为我要他活着。我要让他有一个念想,想着等病好了,就能娶我了。我不能让他觉得,他已经是我丈夫了,死了也无所谓。”
她抬起头,满脸泪痕地看着我:“田颖,你说我这样做对吗?我是不是太自私了?利用他对我的感情,逼他活下去?”
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
这世上哪有绝对的对错?爱到深处,都是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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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建回去后,我请了三天假。
说是身体不舒服,其实是心里乱。林婉的故事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胸口,喘不过气来。我想做点什么,又不知道能做什么。
第三天下午,我去了城西那个小区。在楼下碰到了正要出门的周建平。
他瘦得更厉害了,工装裤穿在身上空荡荡的,脸色蜡黄。但眼睛很亮,看见我,居然还能笑出来:“田小姐?你怎么来了?”
“我……来看看林姐。”我撒了个谎。
“她去买菜了,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周建平说,“要不上去坐坐?”
我犹豫了一下,点点头。
203室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。一室一厅的老房子,家具都是房东留下的,又旧又破。但收拾得很干净,窗台上放着两盆绿萝,长得郁郁葱葱。茶几上堆满了药盒,空气里有淡淡的中药味。
周建平给我倒了杯水,手还是抖的,水洒出来一些。他不好意思地笑笑:“见笑了。”
“你的病……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“林婉都跟你说了吧?”他倒是很坦然,“肺癌,中期。医生说还能治,就是要花不少钱。”
“钱够吗?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,才说:“林婉把她的积蓄都拿出来了,还借了钱。我说不要,她跟我急。她说,周建平你要是敢放弃,我明天就随便找个人嫁了。”
他说这话时,眼睛里有泪光,但嘴角是笑着的:“她就是这样,嘴硬心软。明明对我好,非要用最难听的话说出来。”
“你为什么喜欢她?”我问,“就因为她是姐姐?”
周建平摇摇头:“不是。是因为……她像我妈妈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我是被收养的,五岁那年。”周建平的声音很平静,像在讲别人的故事,“我亲生父母出车祸死了,没人要,在福利院待了两年。后来现在的爸妈收养了我,他们对我很好,真的很好。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窟窿,填不满。”
他喝了口水,继续说:“二十岁那年,我在镇上第一次见到林婉。她在裁缝店里踩缝纫机,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照在她身上。那一瞬间,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妈——不是养母,是亲生妈妈。我记忆里关于她的最后一个画面,就是她坐在窗前给我补衣服,阳光也是这样照在她身上。”
“所以你不是喜欢姐姐,是……”
“是找妈妈。”周建平接过我的话,“我知道这很病态,很不正常。但我控制不了。看见她,我就觉得安心,觉得有家。后来我出去打工,走南闯北十几年,谈过几个女朋友,都吹了。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拿她们跟林婉比,比来比去,谁都比不上。”
他苦笑:“再后来,我查出来这个病。医生说可能是长期在粉尘环境工作导致的。我想,反正也活不长了,不如回来,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就算她拒绝我,至少我试过了,不遗憾。”
“那十万块钱……”
“是我所有的钱。”他说,“我知道她不会要,但我就是想给。我这辈子没出息,没给她买过一件像样的礼物,没带她去过好地方。这笔钱,就当是我能给她的全部了。可她不要,她说她要人不要钱。她说,周建平你给我好好活着,活到八十岁,把欠我的都补上。”
他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,大颗大颗地砸在手背上:“田小姐,你说我这样的人,配得上她吗?我一个要死不活的病秧子,凭什么耽误她?”
“可她是自愿的。”我说。
“所以我才更难受。”周建平捂住脸,“她明明可以过更好的生活,找个健康的人,生儿育女,平平安安过一辈子。为什么要被我拖累?”
门锁转动的声音。林婉回来了,拎着菜篮子,看见我,愣了一下。
“田颖?你怎么……”
“我来看看。”我站起来,“这就走。”
林婉放下菜篮子,送我到门口。楼道里很暗,声控灯坏了,只有尽头窗户透进来的微光。她站在阴影里,轻声说:“谢谢你来看他。”
“林姐。”我看着她,“你真的想好了吗?”
她沉默了很久,久到楼下的猫叫了一声,声控灯突然亮了。昏黄的光线照在她脸上,我看见她的表情很平静,平静得近乎悲壮。
“田颖,我四十三岁了。”她说,“四十三岁,终于遇到一个肯为我拼命的人。你说,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犹豫?”
我张了张嘴,说不出话。
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她笑了笑,“想我傻,想我不值得。可是田颖,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值不值得?只有愿不愿意。我愿意照顾他,愿意陪他治病,愿意等他好起来——或者等他走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有可是。”她打断我,眼神突然变得锋利,“我二十岁那年,因为犹豫,错过了一生最爱的人。这一次,我不想再错过了。哪怕只有一天,一个月,一年,我也认了。”
她说完,转身回了屋。门轻轻关上,把我隔在外面。
我在昏暗的楼道里站了很久。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她的话: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值不值得?只有愿不愿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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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月初,周建平住院了。
手术安排在周五。林婉请了长假,全天在医院陪护。我去看过一次,带了一束百合。周建平躺在病床上,身上插着管子,瘦得脱了形。但看见我,还是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
“田小姐来了。”
“感觉怎么样?”
“还好。”他说,声音很虚弱,“就是疼。”
林婉正在给他擦手,动作很轻,像对待易碎的瓷器。她抬起头看我一眼,眼睛里有红血丝,但眼神是坚定的。
“医生说手术成功率有百分之六十。”她说,“比之前高了。”
我知道她在安慰周建平,也在安慰自己。医生的原话是,如果手术成功,五年存活率有百分之五十。但这些细节,没必要说。
“林姐,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”我说。
“谢谢。”她点点头,“暂时还够。”
走出医院时,天阴沉沉的,像是要下雨。我站在公交站等车,突然想起李姐说的那句话:“我家老陈,趴着出门的。”
当时只觉得好笑,现在却觉得心酸。
爱到底是什么呢?是周建平明知自己时日无多,还要把所有的钱留给林婉?是林婉不顾一切,要去陪一个可能没有未来的人?还是老陈宁愿爬着出门,也不跟李姐正面冲突?
也许爱有千万种形态,但归根结底,都是三个字:我愿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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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术那天,我陪林婉在医院等。
从早上八点进手术室,到下午三点还没出来。林婉一直坐在走廊的长椅上,背挺得笔直,眼睛盯着手术室门上那盏“手术中”的红灯。她没哭,也没说话,就那么坐着,像一尊雕塑。
李姐也来了,带来保温桶,里面是炖了一上午的鸡汤。她盛了一碗递给林婉:“多少喝点。”
林婉接过来,机械地往嘴里送。喝了两口,突然停下来,看着碗里的汤,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,砸进汤里。
“他会没事的。”李姐拍拍她的背,“肯定没事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婉说,声音哑得厉害,“他答应过我的。”
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,每一秒都漫长得像一个世纪。走廊里人来人往,有病人家属在哭,有医生在匆匆奔走。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,那味道让人心慌。
下午四点十七分,手术室的门开了。
医生走出来,口罩摘到一半。林婉猛地站起来,因为起得太急,眼前黑了一下,我赶紧扶住她。
“医生,怎么样?”
医生看着林婉,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:“手术很成功。肿瘤切得很干净,后续再做几次化疗,预后应该不错。”
林婉整个人晃了一下,然后软软地瘫坐在椅子上。她没有哭,也没有笑,只是呆呆地坐着,眼睛空茫地看着前方。
很久很久,她才喃喃地说了一句:“他挺过来了。”
那是那天,她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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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建平在医院住了一个月。
出院那天,我去帮忙。他已经能下床走动了,虽然还是很瘦,但脸色好了很多。林婉办完出院手续,扶着他慢慢往外走。
医院门口的阳光很好,暖洋洋的照在身上。周建平站在台阶上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然后转过头看林婉:
“我活下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说过,等我好了,就跟我领证。”
林婉看着他,眼睛里有泪光,嘴角却是笑着的:“我户口本找到了。”
周建平愣了一下,然后猛地把她搂进怀里。他抱得很紧,紧得像要把她揉进骨子里。林婉在他怀里,终于哭了出来,不是压抑的呜咽,而是放声大哭,哭得像个孩子。
路过的人都在看他们,但没人打扰。在这个每天上演生离死别的地方,一场失而复得的哭泣,反而让人觉得温暖。
李姐在旁边抹眼泪,一边抹一边说:“太好了,真是太好了……”
我抬头看着天空,深秋的天空高远湛蓝,有几朵白云悠悠地飘过。突然想起老家门口那棵栀子花,每年六月开得最盛的时候,香气能飘满整条巷子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栀子花最香的时候,是在雨后——被雨水打湿的花瓣,香气反而更加浓郁,更加持久。
也许爱情也是这样。要经历过风雨,尝过苦楚,才知道那份来之不易的甜,有多么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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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的时候,周建平和林婉领证了。
没有办婚礼,只是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,在镇上最好的饭店吃了一顿饭。周建平穿了一身新西装,林婉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——是她自己做的,绣着精致的栀子花纹。
吃饭的时候,周建平站起来敬酒。他的手已经不抖了,虽然还是很瘦,但精神很好。他说:
“我这辈子,最感谢两个人。第一个是林婉,没有她,我活不到今天。第二个是命运,它让我生了这场病,也让我看清了谁是真心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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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顿了顿,眼睛红了:“以前我觉得,爱一个人就是给她钱,给她好的生活。现在我知道了,爱一个人,是好好活着,陪她到老。”
林婉在桌下握住了他的手。
那天晚上,我开车回城。高速上的车很少,两旁的田野在夜色里沉睡。车载广播里在放一首老歌,女声悠悠地唱:
“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,爱慕你的美丽,假意或真心。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,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……”
我突然想起很多事。
想起李姐说老陈爬着出门时,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。
想起春芳婶讲周建平追林婉时,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。
想起林婉在烧烤架旁,哭着说“我二十岁那年把所有的感情都用完了”。
想起周建平在医院门口,抱着林婉说“我活下来了”。
这些片段像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闪过,最后定格在一个画面上——老家门口的栀子花,在六月的雨后,洁白的花瓣上滚动着水珠,香气氤氲了整个夏天。
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爱情,从来不是王子公主的童话,而是两个有伤的人,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,然后互相搀扶着,走过人生最泥泞的那段路。
周建平找到了他的“妈妈”,林婉找到了她的“归宿”。
而我,在这个普通的管理工作岗位上,看着身边这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,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生活——生活就是一场漫长的治愈。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,看见自己的影子;在别人的爱恨里,学会如何去爱。
车窗外,城市的灯光越来越近。我知道,明天还要上班,还要开例会,还要写报表。茶水间里,可能又有新的故事在上演。
但我会记得,在这个秋天,我见证了一场花开。
一场在暴雨中绽放,却比阳光下的任何花朵都要坚韧、都要芬芳的花开。
那年的栀子花,开得真好啊。
情感轨迹录三月天